1994年,弗兰克·帕尼格纳发现,市面上很少有适合自己孩子玩的非暴力型游戏。于是,他跟合伙人Joe Desposito一起创办了Kidwise,专门针对女孩子开发节目和游戏。后来他们把公司卖给了更大的合作商,赚到不少钱。
多少年来,硅谷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年轻人眼中的IT圣地,因为这里曾经诞生了惠普、微软、谷歌等一大批伟大的IT企业。
而眼下,美国经济陷入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受金融危机困扰,硅谷奇迹的发动机之一——风险投资业,正饱受资金大幅萎缩的困扰。有多少弗兰克这样的年轻人,手中虽握着天才计划,却会因融不到资金而壮志难酬。
失业危机正悄悄降临到硅谷IT精英们的头上——科技巨头英特尔和微软裁员数千名员工,谷歌和亚马逊也加入了裁员行列。
但硅谷毕竟是硅谷,即使是在低谷时期,创新的力量一直没有削弱减退,甚至有着更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因为资本总量的减少,我们会错过一些机会,但是我们都在努力让这样的机会不要成为稍纵即逝的时机,而成为长期发展的趋势,比如清洁可再生能源。”弗兰克如今已经是一家普适性绿色插座——Greenplug公司的创始人和CEO,他相信硅谷的创造力并不会就此停息。
弗兰克的眼光代表着硅谷的热点投资方向——清洁能源的巨大潜力,将帮助硅谷经济从危机中实现蜕变。
新能源航向
年逾古稀的吴锡九先生和太太朱丽中,去年,他们怀着“绿色梦想”,一起创建了美中绿色能源合作组织,寻找中美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机会。
在他们的合作方——美国风险投资家Bob Larson的家里,游泳池和浴室的供电,现在都已经转换成了绿色能源之一的太阳能发电。“是我最开始说服他改装的,不过绿色梦想是我们两个人的。”朱丽中说道。
在吴锡九眼里,清洁能源既代表了一种新兴经济,充满了无限商机,对陷入危机之中的世界经济来说,又能起到拉动投资、扩大就业的作用。
“我们在硅谷搞绿色经济,制造很多就业机会。因为垃圾要处理,要搞新的设备,房顶要改建,需要很多人来做。奥巴马现在也特别希望绿色经济能够创造更多的‘绿领’就业机会。”去年底,吴锡九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节能减排、减少污染势在必行,绿色能源是新经济的增长点。
这似乎已经成为美国上下的共识。
美国柯林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清洁技术革命:未来大发展和投资机会》的书,该书作者帕尔尼克和韦德尔把清洁技术描述为“任何产品、服务或过程,使用有限的或零排放资源,或者比传统产品产生的废物少得多”。
书的作者在接受采访时称,清洁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根基。现在可转换能源正在成为主流,如GE、丰田和夏普以及沃尔玛这样的公司把新能源技术融入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战略。
据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统计,去年9月,对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投资由一年前的19亿美元增长至30亿美元。
奥巴马政府也吹响了向新能源领域进军的号角。在11日美国参众两院达成的经济刺激方案妥协版本中,涉及的总额最终为7890亿美元,其中将有约500亿美元投向科技和能源企业。
但是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绿色能源”将是下一个泡沫的发生地。
英特尔风投(Intel Capital)总裁苏爱文(Arvind Sodhani)去年曾表示,该公司投资的产业已接近危险的泡沫边缘,特别是被称作“清洁技术”的环境友好型产业技术。
苏爱文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对风投公司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公司业务脱离正轨,往往要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我们在这方面已露端倪。这种情况在清洁技术/绿色技术投资方面尤其严重,对这些领域的估值已经大大超过真实价值。”
苏爱文把类似在太阳能和废物利用领域的投资过热与当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提并论。
不过弗兰克并不这么认为,他略为腼腆地笑着对本报记者说:“我不觉得绿色能源会是下一个泡沫或者失败的产业,因为能源的需求始终会存在。”
创新的基因
背靠着美国西部两大名校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硅谷的创始其实就是为了实现高校人才的创业梦。在今天,硅谷的大小公司仍在不遗余力地支持着高校的实验室,资助优秀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我是一个老人了,我手里有些钱,我想到的就是把这些钱给这些聪明的孩子们,让他们来教我们。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硅谷一代一代的公司都是这么创立起来的。”弗兰克说道。
弗兰克还把硅谷的成功归结于加州明媚的阳光和旧金山湾区一年四季如春的气候。“我就觉得,你在蓝天、碧水、绿树、阳光下,创新的力量和点子都能多很多。反正我是到了寒冷的东部和中西部,就没法思考了。”弗兰克笑道。
在民主党人集中的加州,大家都认为布什政府削减实验室和大学的教育投资很“短视”,认为政府浪费在战争和所谓 “国家安全”上的费用完全可以投入到教育中来。
处于困境之中的硅谷,创新精神并没有减弱,他们需要的只是更多的来自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对于绿色能源产业的税收减免,对于“清洁汽车”的全民退税计划等政策性措施;他们需要的是政府和大型企业对于长远的基础学科科研的支持;风险投资人的“逐利”思维之外,也能从长远的眼光,为产业发展和基础经济作出贡献。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微软,微软利用其垄断地位,多年来一直依靠着自己的固有优势打压中小创新力量,收购或者模仿同类的产品并通过跟Windows捆绑的免费销售计划使得小公司失去生存的空间。但是在跟谷歌日益白热化竞争的今天,他们也开始意识到基础创新的重要性。为此,微软在全球招募了1000名博士生,在硅谷设立了实验室,开始做基础性的电子产业研究和发展计划。 硅谷同样感到了来自东方的压力,特别是长期以来印度和中国的工程师遍布硅谷大大小小的各类公司。“印度和中国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却在原地踏步。所以其实我们已经落后了。”硅谷全球研发实验室主席Curtis Carlson说道。 |